徽州社会完全纳入血缘伦理制约之下。宗族对内部事务的控制有日益强化的趋势,宗族成为血缘伦理的维护者,也自然成为绝大多数徽商的归依之处。在血缘伦理控制下的徽商,体现出了对宗族组织的强烈需要。(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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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年经受流离之苦和思亲之苦的徽商,到了老年自然就归乡休养,把宗族视为回归之地。( )
徽商精神是与“儒”紧密结合在一起的,在职业选择上亦儒亦贾、儒贾循环;徽商的贾而好儒、贾服儒行,好儒与“儒行”主要是徽商个人的修养与爱好,以及对文化事业的重视,或是泛指总的文化生活。( )
在徽商兴盛的明清时代,科举制度相当发达,读书人没有不想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,更没有人会在考上了秀才、举人、进士,或成为儒家学者后弃儒从商的。即使科场不利,一般也会选择教馆授徒,或“耕读传家”,也不会当商人。( )
在明清时期的徽州,事情发生了变化,“儒行”的践行者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商人群体中。徽州商人热衷于种种儒行善举,以实际行动向儒者看齐,反映了其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。(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