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注意事项
1．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、综合分析能力、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。
2．仔细阅读给定资料，按照后面提出的“申论要求”依次作答。
二、给定资料
1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先生最近在媒体上发表《10年以后谁种田》一文，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：我国土地政策使得耕地被瓦片化、补工化，无法寻求规模效益。这种“一亩三分地”式的小规模农业，可以让农民温饱，但无法让农民致富：可以解决生存，但无法解决发展，它直接导致农业人口老龄化和农业空洞化、农村破产化，青山绿水间只剩些白发人。有些村庄竟找不到壮汉抬农机。有人叹道，再过几年，恐怕连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了……
耕地细碎化使农民无法从农业中得到规模效益，科学技术也很难在农业中发挥效用。在此情况下，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大规模“背叛”土地转而到城市谋生，就是他们的理性选择。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到城市打工，农村只剩下白发老人和“3861”部队(妇女儿童)还算是好的，一些地方的大量耕地干脆抛荒。
耕地细碎化导致农业人口老龄化还不是问题的关键，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它直接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。我们历来强调土地为财富之母，是国家最为宝贵而且稀缺的资源。然而依此看来，我国在土地资源上的浪费是极其惊人的，甚至可以说最大的浪费是土地资源的浪费。
土地资源的浪费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大量农民外出打工，而其名下的土地没有实现合理流转，导致一些土地呈现小规模的常年抛荒。二是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在城市“非正式定居”(户籍不能随迁)，大量村落消失，又没有新的农业人口进入，导致农地较大规模抛荒。第三个方面是最严重的，在现有的土地产权和征地制度下，征用农民土地过于廉价，导致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欲望格外强烈，以各种开发区为名的圈地运动此起彼伏，大量土地被圈后没有开发，多年撂荒，杂草丛生。
土地产权不稳，农业就不稳；农业不稳，中国可能就不稳。如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可以交易、流转，是一个一举多得之举；为保护农民利益，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和兼并，从而带动农业的现代化、产业化；大幅度提高“圈地运动”成本，保护耕地。
现有的、不让农民拥有自由市场经济意义的土地产权，其出发点据说是为了保护耕地和让农民有保障。但无视经济规律的结果，却是走向完全相反的两者都不保的结局：农民的利益被侵犯得越厉害，耕地的损失也越快，浪费抛荒现象愈演愈烈。土地虽然“在那儿”，但已经不再产出效益，跟“不在”又有何区别？
2．中国耕地的土壤质量呈下降趋势。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已降到1%，明显低于欧美国家 2.5%～4%的水平。东北黑土地带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刚开垦时的8%～10%已降为目前的1%～5%；
中国缺钾耕地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56%，约50%以上的耕地微量元素缺乏，70%～80%的耕地养分不足，20%～30%的耕地氮养分过量。由于有机肥投入不足，化肥使用不平衡，造成耕地退化，保水保肥的能力下降。2000年，西北、华北地区大面积频繁出现沙尘暴与耕地的理化性状恶化，团粒结构破坏有很大关系。
3．中国约有1/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。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，相当于在全国的耕地上刮去1厘米厚的地表土(50年来，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达4000万亩)，所流失的土壤养分相当于4000万吨标准化肥，即全国一年生产的化肥中氮、磷、钾的含量。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植被破坏。
中国耕地目前面临着严重的污染。
2000年对30万公顷基本耕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发现，其中有3.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，超标率达12.1%。
环境污染事故对中国耕地资源的破坏时有发生，2000年发生的891起污染事件共污染耕地4万公顷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.2亿元。
中国每年对农药的使用量约2.3亿公斤，其中除草剂占17%、杀菌剂占21%、杀虫杀螨剂占 62%，而在杀虫剂中，具高毒性的有机磷农药占70%。
4．记者最近在沿海一些省、直辖市采访时发现，许多地方都在闹“地荒”——有项目无土地。先看珠三角。现在珠三角的发展日显疲态，开始明显逊于长三角，跨国公司的中国(亚洲)地区总部多数设在上海，广东15年来首次将利用外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“全国第一”位置拱手让于江苏。这个变局当然是复杂的，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，即珠三角长期以来土地过度“透支”，导致用地越来越紧，地价越来越高，成为制约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。现在在珠三角，不仅是城市，任何一个乡镇，头号难题都是土地吃紧。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，中山市等“四小虎”到2010年以后就无地可用了。
再看长三角。在土地问题上正重蹈珠三角的老路，新一轮圈地潮席卷两省一市。作为民营经济发源地的浙江，特别是温州，现在民资大量外溢，这固然与浙商敢于闯荡四方、赚天下钱的精神分不开，但也有其苦衷，温州的土地太昂贵了，开发成本甚至高过上海。实际上，浙江用地吃紧又何止一个温州，其他地方也同样捉襟见肘。而江苏从当年乡镇企业“遍地开花”的土地粗放利用，到现在外向型经济扩张，城市规模膨胀，土地资源同样越来越紧缺。
以昆山市为例，如按目前的发展速度，到2015年包括乡镇在内将出现无地可供的局面。实际上，江浙两省整个沿上海周边地区、沿沪宁、沪甬及沿江地区，都将面临同样的困境。面对江浙两省的高速增长，上海人坐不住了，上海全市虽然总共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范围，却出台了一个“173”计划，决定划出173平方公里的地区，开辟一个低商务成本的特别园区，以应付周边地区挑战。所谓低商务成本，说白了首先就是低地价，甚至以“零地价”吸引外来投资，作为长三角“龙头”的上海尚且如此，引资大战怎能不硝烟四起，圈地之风又怎能不越刮越烈呢？
那么，京津唐地区又如何呢？可以说，圈地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仅北京市就有3000多家房地产公司，平均每5000个北京居民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。这从任何国家来看，都是可怕的现象。而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“地虫子”，做倒地生意。资料表明，北卓的用地70%都是在炒作过程中完成的。不少是多次转手。而据北京市总体规划，北京现有的可用储备土地资源仅能满足到2010年用地需求。而且，这一地区正面临土地资源与淡水资源的双重紧缺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正日趋极限。
5．现在不少城市扩张无度，追求表面繁华，借经营城市之名，行以地生财之实，不仅人为地扩大了城乡社会的鸿沟，并可能导致城市社会本身的断层，形成新的边缘群体，积聚诸多不安定因素，背离城市化的宗旨。
边缘群体之一是失地农民。现在城市——味追求“做大”，从撤县设市发展到划县为区，不管条件成熟与否，有的市尽管本身实力有限，但不惜一口气吞下—一至两个县，划为新市区，一下子跨人了大中城市的行列。在这场新的“造城运动”中，传统的乡村一夜之间在名义上变成了市区，农民的土地也任由处置了。于是，各种名目的开发区抢着挂牌子，开发商更逐利而至，大批农民变成了“失地农民”。而不少失地农民更是沦为种田无地、就业无岗、低保无份的“三无游民”，生活在城市边缘。据调查，一般每征用一亩地，就伴随着1.5个农民失地。这就意味全国“失地农民”群体，将从目前的约 3500万人，可能猛增到2010年的6000万人左右。这是一种“变质”的城市化，必然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在城市扩张中，郊区农民首当其冲。郊区农民处于城乡接合部，原是比较富裕的农民，除种田外，不乏外快收入，如做点小生意、出租房屋等。而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想征就征，对房子想拆就拆，想补偿多少就补偿多少。明明土地已价比黄金，而向农民征用时，却以粮食价格来折算补偿。土地是资源，征地后变为资产，每亩几十万元，甚至上百万元，价值成几何级数增长，大部分进了政府和开发商的口袋，而对农民的补偿每亩仅几千元，只占土地出让收益的5%左右。显然，城市化的实质是让更多的人分享现代文明，城郊农民应该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城郊土地的级差地租完全可以让其过上比较像样的生活。而现在全被剥夺了，农民不像农民，居民不像居民，出门是宽阔的马路，抬头是高楼大厦，但自己却一无所有，年轻人还能打下，年老体弱者则生计无着。显然，以“失地农民”为代价的城市扩张，是与建设“平安城市”的目标相背离的。
边缘群体之二是城市贫民。现在我们城市的变化让人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忧者何为？忧在现在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，盲目贪大求洋，一味追求浮华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城市广场气派非凡。但作为城市普通民众，却无力消受这样的“现代化”。面对房价飞涨，只能望楼兴叹。为了谋生，做点小本生意，但因整顿中容，拓宽街道，小店小铺又难逃被拆除的厄运。即使自己有处住房，在城市改造中不知哪天被开发商看中，就得限期拆迁。政府部门对开发商是笑脸相迎，对拆迁户是手段强硬。拆迁期限不容半点商量，推土机是无情的，而什么时候能拿到房子是开发商说了算，苦苦熬几年搬了房子，换来的是越搬地段越偏，学区越差。可以说，越是弱势群体，为城市建设作出的牺牲越大，而回报越少。
边缘群体之三是农民工。现在我们的城市，四处有农民工的身影，高楼大厦是他们盖起来的，平坦的马路是他们铺起来的，最苦最累的活是他们包下来的，他们默默奉献，但多少年也难以融入其中，对